报纸上抵抗组织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宵禁后的巴黎时不时会传来枪响，总把她从浅眠里惊醒，这么被吵醒后，就很难再睡着了。
她想说，自从那条跨越战区的铁路被盟军炸断，叔叔被困在日内瓦，他已经三个星期都没一点消息了。
因着叔叔那边的药品供货渠道中断，她隔天就要去圣路易医院排队，拿着那沓病历单，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对药剂师说了很多次好话，可每次也只能换来一点点可怜的配额。药柜里磺胺粉，满打满算，只够维持不到两周了。
面包的价格也涨得吓人，配给卡能兑换的分量也越来越少。
她还想说，她每天都会在法国地图上，凭着他的描述，寻找着他可能驻扎的位置。还有，新来的洛塔尔上尉人很和善，只是那条左腿，好像不太灵便…
这些，全被她在笔尖滚了滚，又藏到心底去。
“m?gest
du
in
frieden
leben.
（愿你平安）。”最终，信的结尾只落下这几个词。
她怕那些细碎的担忧会让他分心，这段日子，她从他口里听过太多枪炮无眼的故事，哪怕是分秒的走神，都能是要命的。
俞琬活得格外谨慎。
除了诊所和公寓，她每天只敢在街心花园坐上一会儿，或者与三两朋友去街角咖啡馆小聚，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咖啡喝起来总带着股涩味。
偶尔，她会走向塞纳河畔，她会找到他们一起坐过的那张长椅。
盛夏的风总带着些暖，吹过脖颈时，会让她想起克莱恩的手在那停留的温度来，干燥而温热。有时坐得久了，会不自觉往旁边挪一挪，仿佛在给某个看不见的人腾位置似的。
一切看似平静，唯独有一件事，像一根细刺，扎在女孩日常的肌理里，不致命，却总在特定的时刻让她产生一阵微小的神经质般的痉挛。
它始于声音。
清晨，给洋甘菊浇水时，俞琬总会听到一阵引擎声，缓缓滑近，又飘远。那声音太低了，像是某种大型猫科动物巡视领地时发出的满足的呼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