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瑄将字典放回书架，带着那张照片坐回书桌前。钢笔尖在笔记本的第二页停驻，墨水晕开一个小点，像是回忆的起点——微小，却注定要扩散。
那是高二分班后的第一週。
对于像宋雨瑄这样的人来说，开学的第一件事不是认识新朋友，而是「丈量距离」。
她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左后端是后门，右端是讲台。那一年的教室很大，却被一种无形的阶级感划分得支离破碎。
江晨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
那里是全班的风暴中心，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也是体育生和外向者们聚集的领地。每到下课，那里总是传来篮球落地的闷响、椅子被向后推开的刮擦声，和少年们毫无顾忌的大笑，混合着汗水和阳光蒸腾的气味。
江晨就坐在那片喧嚣的核心，彷彿自带引力场。只要有人喊一声「江晨！」，他就会抬起头，额前的碎发随着动作轻扬，露出一口白牙，笑得像个没心机的太阳——那种光芒太过均匀，以至于无人能分辨自己得到的是特殊的温暖，还是普照的馀温。
而宋雨瑄坐在第二排靠窗。左边是堆叠如山的参考书，右边是偶尔吹进来的、带着校园修剪草皮气味的微风。
她的世界由两种声音构成：前排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后排那一片模糊而响亮的欢笑。她像一座静默的观测站，日復一日，以目光为尺，测量着与光源的距离。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在旁边画了一个简易的教室平面图，两个点之间连着一条虚线。
那是她利用值日生扫地时，用捲尺实际量过的，从她的课桌边缘到他椅子脚之间的物理长度。这短短的七公尺，必须穿过三排间距0.6公尺长的桌椅、一条宽1.2公尺的主走道，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际圈层。
它隔开了优等生的矜持与风云人物的热闹，也隔开了两段註定不会交错的高中生活。
在班级里，他们是连「收作业」都不太会有交集的平行线。
「宋雨瑄，你收一下这一周的週记。」班长站在走廊大喊，声音穿过嘈杂的空气。
她抱着厚重的本子，一排一排地收，像执行某种既定的程序。
当她终于走到最后一排时，心跳会脱离程序的掌控，莫名地加速。她会故意放慢脚步，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白色帆布鞋尖，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在胸腔里放大。
直到另一双款式相似、却因为经常穿去打球而显得灰扑扑的帆布鞋，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站姿，出现在她低垂的视线边缘。
江晨甚至没有完全转过身，只是侧着脸，手臂向后一伸，将週记本精准地丢进她怀里堆叠的本子山上。他的指尖不经意地擦过她的手背，温热、乾燥，停留时间不超过0.5秒。
那一瞬间的触觉像是微弱的静电，在她的皮肤上炸开细密的麻痒，沿着手臂的经络一路窜到心脏。但他已经转回头去，加入了后方关于下午球赛「斗牛」战术的热烈讨论，留给她一个被阳光勾勒出毛茸茸金边的侧脸轮廓。
他叫她「活动长」，而不是「宋雨瑄」，更不是亲暱的「瑄瑄」。
这三个字像一枚只在特定时空生效的勋章，闪耀着她与他之间仅有的、合法的连结；却也像一道透明的枷锁，将她牢牢定位在「社团伙伴」的方格里，不得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