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耶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阿娘挺着大肚子，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直望着路的尽头，直到太阳升得老高，直到看不见阿耶的背影，才扶着树干，缓缓蹲下身，无声地落泪。
那是阿娘最后一次见到阿耶。从此以后，阿耶就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符号，成了阿娘心口的一道疤，成了这个家破碎的开端。
阿娘的身子，是从怀了她开始垮掉的。生下她之后，更是一日比一日弱，陶罐里熬着的草药几乎就没离过灶台。
家里本就清贫，阿耶走后没了顶梁柱，日子更是捉襟见肘。赋税的重压丝毫未减，祖母靠着给山外的行脚商缝补行囊，换些粗粮度日，勉强撑起这个家。
阿娘本想着等身子好些，就用枯树枝在泥地上教她认字，教她写自己的名字，教她书上那些关于山川日月的故事。
可这个念头还没来得及实现，她的身子就彻底垮了，连坐起身都成了奢望。
那些日子里，阿娘总是躺在破旧的木床上，脸色苍白得像纸，夜里咳嗽得厉害，蜷着身子，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即便如此，阿娘的手也总是暖的，夜里她怕黑，阿娘就会把她搂进怀里，拍着她的背哼不成调的调子，身上带着淡淡的草木气息，那是未晞关于“暖”的最初记忆。
阿娘走的那天，窗外的金灯花正开得最烈。她挣扎着撑起身子，枯瘦的手掌抚上未晞的脸颊，指尖的温度烫得像火，声音轻得像一缕烟：“未……晞，我的好孩子，你是黎明前漫天的星子。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如同那院中的鹅绒藤
——于卑微处扎根，在寂静中绽放，携希望远行。”
话音落尽，阿娘的手重重垂落，窗外的风卷着花瓣撞在窗棂上，像一场无声的哭。
那时她还小，不过三岁的年纪，攥着祖母枯瘦的手，站在坟前，看着几个村里的汉子把阿娘的棺木缓缓埋进土里。
她还不太懂死亡是什么，只知道，那个会抱着她哼调子的怀抱，再也不会暖了。
未晞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
撑起她半个人生的，是祖母。那个瘦小的老太太，背总是弓着，像一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枯树，手里永远攥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枣木棍，嗓门洪亮得像村口的铜铃。
村里人都说，老妇人是个硬骨头，嘴硬，心更硬。
可只有未晞知道，祖母的硬骨头里，藏着怎样的柔软。
冬夜里天寒地冻，屋里没有取暖的炭盆，冷得像冰窖，祖母就把她的手揣进自己的夹袄里，夹袄带着淡淡的皂角味，暖和得不像话。
她嘴馋，看着别家孩子啃烤得焦香的杂粮饼，祖母就拄着枣木棍，挪到菜窖里扒出冻硬的红薯，埋进灶膛余烬里。
红薯烤得滋滋冒油，祖母却舍不得吃一口，全都掰给她，看着她狼吞虎咽，眼角的皱纹里漾着细碎的笑意。
她偷拿邻居家晾在檐下的杂粮饼时，被人逮了个正着。邻居张大婶叉着腰骂她是“没爹没娘的小野种”，骂得很难听。
祖母听见了，拄着枣木棍冲过来，把她护在身后，佝偻的身子竟硬生生透出几分气势。她指着邻居大婶的鼻子，也不骂人，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看得对方悻悻然地闭了嘴。
回家的路上，祖母第一次用枣木棍敲了她的手心，力道不重，却敲得她眼泪汪汪。祖母说：“花儿，咱们穷，可穷要有穷的骨气。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拿。”
她哭着点头，祖母却又蹲下身，把她搂进怀里，声音沙哑：“是祖母没用，让你受委屈了。”
十岁那年，祖母倒下了。和阿娘一样，祖母也咳嗽得厉害，身子迅速垮了下去，眼窝深陷，颧骨凸起，整个人脱了相。
未晞慌了，学着祖母的样子去山里采止咳的草药熬汤，给祖母擦身子、掖被角，守在床边一遍遍喊“阿婆”，声音里带着哭腔。
祖母只是拉着她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
弥留之际，祖母硬是拖着病体，从床上爬起来。
她态度强硬地不让未晞跟着，自己拄着枣木棍，一步一步，挨家挨户地叩门。
李家村的人，大多和她们同宗同姓。祖母敲开邻居张婶家的门时，张婶看着她摇摇欲坠的样子，连忙要扶她进屋。
祖母却攥着她的手，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张嫂子，我家花儿……就托付给你了，她还小……”
那个向来刻薄的张婶眼圈一红，忙不迭地应：“老嫂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咱们乡里乡亲的，又是同村同姓的人，更何况祖上多少都受过李娘子的照拂，你这样求人，真是折煞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