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2日｜重庆，周恩来住所
重庆的九月本该是金风送爽的季节，但今年的雨水格外多，彷彿老天也在为这片土地哭泣。周恩来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那棵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的桂花树，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这棵树是他三年前亲手种下的。那时候刚刚从北京撤退到重庆，百废待兴，他却抽出时间种了这棵树。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种树是为了将来。如果连将来都不敢想，我们还打什么仗？」
现在，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每年秋天都会开出金黄色的小花，香气袭人。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看到几次桂花开。
「总理，」邓颖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该吃药了。」
周恩来转过身，看见妻子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杯温水。她的头发比去年又白了许多，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这场战争，不仅在消耗国家，也在消耗每一个人。
「小超，」他接过药片，「你也该休息了。这些天你照顾我，自己都瘦了一圈。」
「我不累。」邓颖超摇头，「你好好养病，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把药片放进嘴里，就着温水嚥了下去。那是一种苦涩的味道，但他已经习惯了。过去一年半，他每天都要吃十几种药，有的止痛，有的控制病情，有的补充营养。医生说，如果他愿意放下工作好好休养，也许还能多撑几年。但他做不到。
「小平今天来吗？」他问。
「说是下午三点。」邓颖超看了看墙上的掛鐘，「还有两个小时。」
「好。」周恩来点点头，「你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邓颖超欲言又止，但最终还是轻轻带上门，离开了房间。
周恩来重新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雨幕。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还在他们手里，毛泽东还活着，这个国家还是完整的。现在呢？北京成了苏联人的战利品，毛泽东的遗体被运到莫斯科「保管」——这是他听过最令人作呕的词——而他自己，正在用一副残破的身躯勉强支撑着这个残破的国家。
他们认识了将近五十年，共事了四十多年。从黄埔军校到长征，从延安到北京，他们一起经歷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波澜壮闘的岁月。他们有过分歧，有过争吵，有过冷战，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为了这个国家，个人的恩怨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死的那天，他正在重庆主持一场紧急会议。消息传来的时候，会场里一片死寂。有人哭了，有人呆住了，有人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他，周恩来，站起身，用平静的声音说：「同志们，主席牺牲了，但革命还要继续。现在，让我们为他默哀三分鐘。」
三分鐘。他只给了自己三分鐘的时间来悲伤。三分鐘过后，他就开始佈置工作——安排撤退、组织抵抗、联络各方。他没有时间哀悼，因为活着的人还需要他。
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夜。
那是他这辈子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不是为了毛泽东这个人，而是为了他们共同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那个事业，曾经那么接近成功，现在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主席，」他轻声说，彷彿毛泽东的灵魂正站在窗外的雨中倾听，「你走了快四年了。这四年，我一直在坚持。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没有回答。只有雨声，沙沙地落在桂花树的叶子上。
「我知道你会骂我。」他继续说，嘴角浮现一丝苦涩的微笑，「你会说我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你会说革命者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主席，我真的累了。身体累，心也累。」
「我不怕死。七十五岁了，活够了。但我怕的是，我死之后，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小平能撑住吗？那些年轻人能接过这面旗帜吗？我们的牺牲，最终会有意义吗？」
雨下得更大了。窗外的桂花树在风雨中剧烈摇晃，几朵刚刚绽放的花瓣被打落在泥地里。
周恩来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
不能这样。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在这种时候倒下。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很多安排没做好。至少……至少要撑到把担子交出去的那一天。
他转身走向书桌，拿起一份文件。那是昨天刚刚送来的战报，关于太行山区游击队的最新情况。
活着的人还需要他。他没有资格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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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邓小平准时到了。
他穿着一件旧军装，头发已经完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上次见面时更深。但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像两盏永不熄灭的灯。
「恩来，」他在沙发上坐下，声音沙哑，「你的气色比我想象的好一些。」
「骗人的。」周恩来苦笑，「靠药物撑着而已。」
两个老人相对而坐，沉默了片刻。窗外的雨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乐。
「小平，」周恩来首先打破沉默，「有些事情，我必须和你谈谈。」
「我知道。」邓小平点头，「你想说的是……后事。」
「是的。」周恩来没有否认，「我的身体，你也看到了。医生说，如果继续这样工作下去，最多还有一年半到两年。」
邓小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早就知道这个事实，只是从周恩来嘴里亲口说出来，还是让他感到一阵锥心的疼痛。
「我走之后，」周恩来继续说，「这个担子就要你来挑了。」
「让我说完。」周恩来抬起手，「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你有争议，有人对你不满，有人觉得你太『右』。但我告诉你，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个局势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你务实。」周恩来的目光锐利，「因为你不会被教条束缚，不会为了面子做出错误的决定。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资本犯错了。每一个决定都关係到千百万人的生死。」
他站起身，慢慢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份厚厚的文件夹。
「这是我这几个月整理的材料。」他把文件夹递给邓小平，「包括目前的军事部署、外交关係、经济状况、各地游击队的情况……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邓小平接过文件夹，没有打开。他只是看着周恩来，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恩来，」他说，「你就这么信任我？」
「不是信任。」周恩来摇头，「是别无选择。」
他重新在沙发上坐下，身体似乎比刚才更虚弱了。
「小平，我不是圣人。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妥协，说过很多违心的话，做过很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很多老同志被迫害，却什么都没做。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不要替我辩护。」周恩来打断他，「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我知道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但我也知道，如果当时我站出来和主席对抗，结果只会更糟。我们会两败俱伤，而国家会更加动盪。」
他闭上眼睛，彷彿在回忆某些遥远而痛苦的往事。
「有时候，政治就是选择。不是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这是一种折磨，但也是一种责任。」
他睁开眼睛，直视邓小平。
「小平，你比我更适合做这种选择。你比我更决断，更不容易被感情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你。」
邓小平沉默了很长时间。
「恩来，」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另一条路？」
「谈判。」邓小平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和苏联人谈判。」
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
周恩来盯着邓小平，彷彿要看穿他的灵魂。
「我不是说投降。」邓小平摇头，「我是说……某种形式的停战。承认目前的分裂现状，换取和平。让北方的人民不再受苦，让南方有时间喘息和恢復。」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周恩来的声音变得严厉，「这意味着我们承认失败。意味着主席和林彪的牺牲毫无意义。意味着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人白死了。」
「但活着的人呢？」邓小平不退让，「恩来，你知道北方现在是什么样子吗？每天都有人在『清剿』中死去，每天都有村庄被烧毁。老百姓夹在我们和苏联人之间，两边都得罪不起。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直到我们胜利为止。」
「胜利？」邓小平苦笑，「什么样的胜利？把苏联人赶出中国？你觉得这可能吗？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他知道邓小平说的是实话。这四年来，他们虽然一直在抵抗，但从未真正扭转过战局。游击战可以消耗敌人，但无法击败敌人。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苏联内部崩溃，比如美国直接出兵——否则这场战争永远不可能以他们的胜利告终。
「小平，」他终于开口，声音疲惫，「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放弃就能放弃的。」
「因为希望。」周恩来站起身，走到窗前，「你知道那些在山里打游击的人为什么还在坚持吗？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能打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转机。如果我们现在谈判，如果我们承认失败，这种希望就没有了。」
「小平，人可以没有粮食、没有武器、没有一切物质的东西。但人不能没有希望。一旦失去希望，一个民族就真的完了。」
邓小平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不是说永远不谈判。」周恩来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我是说，现在不是时候。苏联人正在走下坡路，他们的经济有问题，他们的体制有问题。如果我们能撑住，再撑十年、二十年，说不定真的会有转机。」
「十年、二十年……」邓小平喃喃道，「你和我，还能活那么久吗？」
「我不能。」周恩来淡淡地说，「但你可以。你比我年轻十岁，身体也比我好。你要活着，活到那一天。」
两个老人再次陷入沉默。窗外，雨渐渐小了，偶尔有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湿漉漉的桂花树上。
「好吧。」邓小平终于点头，「我听你的。至少……至少在你还在的时候，我听你的。」
「这就够了。」周恩来微微一笑，「我死之后，你自己决定。那时候的局势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预知。也许你会发现，我今天说的都是错的。但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了。」
他伸出手，握住邓小平的手。那双手曾经有力而温暖，现在却瘦骨嶙峋，佈满了老年斑。
邓小平握紧他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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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3月｜太行山区，某处山谷
春天来了，但山里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张秀英蹲在溪边，用冰冷的溪水洗着一堆沾满血跡的绷带。水很冷，冷得她的手指发麻，但她已经习惯了。这四年多来，她的手指已经数不清洗过多少次这样的绷带。
「娘，」小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队长找你。」
张秀英站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小妹站在不远处，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她今年十六岁了，比四年前高了一个头，脸上的稚气已经完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和坚毅。
「不知道。」小妹摇头，「他只说让你去一趟。」
张秀英把绷带放进竹篮里，跟着小妹向营地走去。营地设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周围是茂密的松林和陡峭的山壁。这里易守难攻，苏联人的装甲车辆根本开不进来，只能靠步兵清剿。但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在这种地形上，游击队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队长叫王德山，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原来是38军的一个连长。北京陷落后，他带着十几个弟兄一路打到太行山，和当地的民兵合流，逐渐发展成现在这支两百多人的队伍。他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从眉毛一直延伸到下巴，那是在一次遭遇战中被苏军的刺刀划伤的。
「老嫂子，」他看见张秀英，站起身来，「来，坐。」
张秀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队长，什么事？」
王德山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斟酌措辞。
「老嫂子，」他终于开口，「我要派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送情报。」王德山压低声音，「上级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送到山西那边的联络点。走公路太危险，只能翻山。」
「翻山？」张秀英皱起眉头，「从这里到山西，翻山得走七八天吧？」
「差不多。」王德山点头，「而且中间要穿过苏修的几道封锁线。很危险。」
王德山看着她，目光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