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被你抢了先。”做儿子的那个深表遗憾：“那我只能等他的出殡路上，请乐队来演奏《难忘今宵》了。”
岳国强终于放声大笑。
“好了好了，闲话就暂时唠到这里。”
话题一转，他又连珠炮似的开始发问：“倒是ivan你，你说要结婚是怎么回事？你和你那个男、呃，你和你对象，已经交往多久了？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还有你这个‘想结婚’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摆酒，还是要出国领证？对方家里同意吗？首先，对方家里知道你们的事儿吗？”岳国强追问着细节，像是生怕明天一醒来就发现儿子已经带着人私奔了。
而岳一宛果然不愧是他的儿子，理直气壮不需要任何理由：“正式交往了一天，所以现在就告诉你了。怎么结婚看对方的意愿，他家里还不知道。”
“……ivan，你这。”岳国强语调冷静，但语气极为复杂：“你确定自己是真的有个男朋友，而不是凭空幻想了一个人出来，对吧？”
这段父子对话太过跳脱，连首席酿酒师也被整得沉默了一会儿。
“干嘛这么问？”岳一宛发出了谨慎的疑惑：“难道我们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
岳国强也欲言又止：“你是不是在骂我？”
“……不是你先开始的吗？”他儿子大感莫名。
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一阵，岳老爷子在家里酿酒，岳国强就出去跑销售。
那是全社会都在渴望巨大变革的激情年代，混乱与机遇相并而生：十五岁的岳国强，口袋里只有从他爸裤兜里摸来的几张毛票，一路走南闯北，就全靠扒着火车屁股“搭便车”。
——但就算是饿着肚子躺在车站外过夜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无比坚信自己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和后来他那个相信自己会成为酿酒师的儿子一模一样。
那年临近春节，他在上海说成了一个大单子，喜滋滋地准备回家邀功。沪上的冬日，寒气湿冷，年轻人实在是冻得受不了，牙齿一咬，就地在宾馆里开了间房。
八十年代初，宾馆还是桩很洋派的新鲜事物。上海的新式宾馆虽多，但也都要价不菲，住客以外宾居多。少年岳国强第一次见到这样世面，心中实在羡慕得要命，只觉自己以后要是日日都能睡在这么软这么宽的床上，便是早早地死了做鬼去，这辈子也没算是白活。
他的感叹还是说得早了。
入夜时分，岳国强还在兴致高涨地摆弄着电视机，就听走廊上传来一声暴喝：「801，开门！公安检查！」
801在里面装死，岳国强倒是先把头伸了出去：一时之间，左邻右舍纷纷探头探脑，南腔北调地各自询问起来，说大晚上的都不让人安生，到底闹啥事儿了嘛？
前台拿来了钥匙，警察二话不说，推门就进，从801里拉出三个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好的男青年，其中一个，竟然还是名红褐色头发的外国人。
「有人举报，你们涉嫌多人有组织□□！跟我们回局里一趟！」
警察话音刚落，围观群众立刻七嘴八舌地评论起来：「这不都是男的吗，男的也能干这个？」「‘同志’嘛，撬后盖啊，没听说过？」「男女之间走水路，两个男的就走旱路，此事古来有之，我在书上看到过……」
给岳国强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还没想明白这些俚语的意思，对门的男人却冲他努嘴笑：「小孩儿也出来看热闹？那你可小心着点，他们那些贴烧饼的，就专爱吃你们这口~」
那人生着一口黄黑色的牙，笑起来更加不像好人。
是怪恶心的。年轻的岳国强这样想着，砰得甩上了门。
1989年的最后一天，岳国强与ines站在纽约时代广场上，与数万人一起聆听新年敲钟的声音。
二十岁出头，正是爱赶时髦的年纪。这对衣衫单薄的小情侣，前脚刚从人潮里挤出来，后脚就在街上冷得瑟瑟发抖，不得不快步跑向地铁口。
曼哈顿岛寸土寸金，岳国强口袋里虽然有点小钱，但也决计住不起那样豪华的酒店。他们的青年旅馆在布鲁克林区，住客尽是些无名画家、落魄诗人、非法移民、摇滚乐手，和囊中羞涩的大学生情侣。
「到站之后，我们再去酒吧喝杯啤酒吧！」ines在地铁上提议，「听说今晚有不要钱的音乐演出！」
岳国强则有些犹豫，他提议他们可以在超市买一提啤酒带回青旅，请大家一起喝：「现在太晚了，我们住的那个街区，治安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