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
“那么你该知道，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说‘不’。”
理惠点头。
“后悔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憎恨。‘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作为人，应该有自由的权利去选择你想做什么，而不是……而不是被逼着只能选择一条路。”
“能反抗吗？”
“不能。”山口淑子苦笑，“如果我说‘不’，我的父亲、弟弟妹妹就会死，他们甚至说，会让我选择哪一个去死。理惠桑，你太年轻，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也不可能有人逼着你选择会被杀死的那个亲人，因此你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恐怖。”
理惠非常震惊。
确实，她生在和平年代，压根想不到会有人如此……残忍。14岁的山口淑子又怎么可能反抗绝对的生杀权力呢？
此时，她心中感受到了什么叫“罪恶的战争”，战争，就是会放大一切人性邪恶。
堀威夫找的人脉相当可以，因此山口淑子也无法拒绝理惠的拜访。理惠前后拜访了山口淑子多达10次，征得山口淑子的同意，谈话全部录音。
她们不停的谈话，一个提问一个回答，山口淑子说自己的痛苦，主动和被迫完全是两码事；在东北她拍了不少带有辱华意义的电影，这些电影现在几乎连拷贝都没有了，她也不愿意提及那些令人反胃的电影；
在上海她结识了一些可爱的中国女孩，七大歌后至少表面上和谐友爱，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故事，没有特别单纯的女孩；她很珍重那些友谊，就算有些背后的小话，她也不太在意。
对于理惠宣称要撰写“李香兰传记”，山口淑子非常大度的表示可以有。回到日本后她也断断续续写了一点当年的事情，理惠可以复印后拿回去参考。
“如果真的出版了，还请你写上我的名字。”
“写完了会先送给您过目，但我可能会先写一个中篇，就写……写您的14岁，您认为可以吗？”
“你是创作者，你认为可以，我没有意见。”
“您很好说话，我之前还担心您不肯回忆当年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理惠桑你非常坦诚，我喜欢坦诚的女孩子。她们哪怕骂人都是可爱的。”
“听说两年前您重返中国，您觉得30年后的中国跟二战时期有什么变化呢？”
“是的，那次旅行非常愉快。理惠桑有机会也应该去中国看看，中国的山水非常美丽，中国的人民也很热情。”
“有机会我会去的。您说说您重返旧地的感想嘛。”
“哎呀，真的很难拒绝你。好吧，说实话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他们仍然当我是‘汉奸’呢，没想到他们真的很热情。也很认真，他们认为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并且我是被迫的，因此我不能算是‘罪人’。”
“您不是。”
“可我总觉得亏欠了中国。你之前问我，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也说不好，到现在我都无法判断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的人生的前25年，说中文多过说日语，甚至说梦话我都说的是中文。在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时候，我想过如果日本军队进入北平，那么我还不如死在北平的城墙上，这样我就不用考虑我到底是哪国人了。我愿意为了中国去死，当时十几岁的我就是如此激愤。”
“您也愿意为了日本去死吗？”
“是的，如果我的死能唤醒一部分日本人，那么我也愿意为了日本去死。”山口淑子忧郁的笑了一下，“当时有个外交官的儿子，他非常……憎恨军国主义，他写信给我，斥责我甘愿成为日本军政府的工具，恳请我看清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这位外交官之子在有关山口淑子的报道中有名有姓，他的父亲是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的中途便因肺结核而死，没能活到最终宣判，接受应有的惩罚。外交官之子跟父亲的政治观念相左，是个逆子。据说外交官之子爱慕山口淑子，却因为阶级差异无法在一起。
理惠没有问，你是否爱着这位外交官之子？早已时过境迁，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问的。
采访结束后，理惠整理了录音，将之转换成为文字。
山口淑子无疑是同情中国的，她的痛苦在于明知自己被利用但却无力反抗，她是可以一死，但她不能替亲人决定他们是死是活，因此她不得不屈服。她的痛苦和无能为力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女人，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个人变得多么渺小！
对于创作《少年李香兰》的故事，理惠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山口淑子这个人物说简单很简单，但说复杂又很复杂。日本文学界说起来是“反思战争”，实际上很多人是“反思战败”，民间有大批群众认为二战也就是日本输了，如果日本不是战败国，那么现在“大日本帝国”就是地球最强国家——必定是以干翻美国为前提的。
真正“反思战争”的日本作家没多少，而且当代日本作家早已经不再反思战争，他们现在更注重挖掘当代日本民众的喜怒哀乐、挖掘日本社会的罪与恶，就比如《雾之旗》，比如《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
想要创作出能够震撼日本群众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触动他们的内心，李香兰的故事实际已经被时代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