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春，你怎么了？”苏令徽不明所以，她抽出手绢小心翼翼的去擦阿春的脸。
“他给我们分地。”阿春小声的有些哽咽的说道。
“他给我们分地。”她又重复了一遍，带着无限的希冀。
“地很重要吗？”苏令徽有些疑惑的问道，她知道阿春家在一个小村子里，全家都靠种地为生。
“你们没有地吗？”她有些奇怪。
“我们家七口人只有两亩地。”阿春伸出了两根细长的手指。
“这两亩地再精耕细作也只能收二百来斤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所以我们每年还要从村里的地主那里佃上二十几亩地。”
“但是一亩地要收七分租子。”
“七分租子是多少？很高吗？”下一秒，苏令徽就从阿春苍白的脸上看见了答案。
“七分租子就是每年打下的粮食，要给地主七成。”想起那热辣的日光下，原本就不高的谷堆被父母又背走一大部分送到地主家，只留下薄薄的一层，阿春的脸色就有些苍白，又回忆起了那如影随形充斥着她童年生活的饥饿。
而那些辛苦一年剩下的粮食，丰年的时候，搀着瓜果蔬菜，一天能混一顿七分饱。
荒年的时候，三顿都是稀汤汤，清的能照出人的影子，人人都是大大的眼睛，麻秆一样的胳膊，薄的能照见肠子的肚皮。
“而且很多时候，只是明面上是七分租子。”
租了地主的地后，就要给地主免费干活，帮他们种地、挑水、放牛、看孩子，只要地主喊一声，全家老少都是地主的奴才。
“而且我们还要交税，给地主的那七成是不含税的。”
他们平日被地主无故打杀时，盼不到那些大人们，只有交税时，才会在地主的家里，见到那
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
他们对那些地主们笑意满满，对着他们确是动辄打骂。
“我们都知道，当官的和那些地主是一伙的。”阿春愤怒的说道。
“如果我家像这里面写的一样有十亩地，也许我就不会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阿春又有些难过。
“就是因为饥荒年间，家中没有粮食，父母才将我卖给其他家里。”
“不知道报纸上说的是不是真的。”她翻来覆去的看着那张报纸，不住的摩挲着它。
“我觉得是真的。”苏令徽想安慰阿春，便开口说道。
“你想啊，报纸上只能说他们的坏话，他们没必要编这样一件好事啊。”
阿春擦了擦脸，不解地问道“那为什么当局不能给我们分地呢，为什么他们战乱来临时，不保护我们。”
“收税倒是收的很勤快，我们村的税都收到二十年之后了。”
苏令徽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她隐隐约约的感觉出当局并不在乎阿春他们，这片大地上最沉默、最努力、最多的人们。
“这是不对的。”
她又想起南京路上明明生活在一起却又泾渭分明的人们，忽然有些明白了唐新玲和林清为什么会那么向往那边了。
“这是不对的。”
“一人多少钱？”
“我看他们说的一户最少也要一百块大洋。”
“那算下来就要五、六千大洋了。”
张明辉呼噜了一下脸，不耐烦的说道。
“不是多少钱，给了，但你知道该怎么说吗？”
“知道，我会说都是那些花旗国人、东洋人、英吉利人的错，要不是为了从他们手中夺回我们的土地、经济，我们就不会召开大会，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故了。”一个干瘦的穿着绸衣的乡贤谄媚的笑道。
“他们是让那些人害死的啊！”
第二天，周维铮过来接苏令徽时，看到了一个有些怏怏的小姑娘。
“怎么不太开心？”他看着苏令徽眼下的一抹青痕，关心的问道。
“昨晚没有睡好，做了个稀奇古怪的噩梦。”
苏令徽咕哝了一声，不愿意多说，她望着沪市郊外那秀丽的风景，感受着风里传来的那新鲜的青草气息。
原先有些憋闷的心情开阔了一些，她用大腿轻轻的夹了夹马腹，**的白马便温顺的慢慢走着。
他们两人此刻正在爱尔逊花园里的跑马场里跑马，因着有会员限制，这座大花园里的游客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