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读的念头是半夜两点冒出来的，蒋月明躺在出租屋的板床上，盯着天花板，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他想了一夜，琢磨了一整夜。天快亮时他爬起来，从垃圾桶里翻出那张揉成团的志愿指南，把南工大那一页小心地展平。专业很好，学校不差，所有人都在说“值了”。他把那张纸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眼睛都有些发酸，还是没看出“值”在哪里。
所有人都在劝他走，磊子说他是不是干流水线干疯了，好不容易爬出来还要往回跳。就连一向支持他一切做法的小姨这次也让他再想想，蒋月明知道她不是怕明年会怎么样，她就是心疼他再考一年。
老周第n次把他叫到办公室，“月明，”他摘下眼镜，苦口婆心地劝，“我不是要拦你。但你要想清楚，复读不光是再考一次，是你得把已经走到头的路，硬生生掰回去重走一遍。老师教过多少学生，没有谁可以保证再来一年一定比去年的分数高，更何况你今年已经超常发挥了。你都想好了吗？”
“想好了。”蒋月明声音有些哑。
其实没想好。他只是不知道除了复读还能怎么办？高中的时候和李乐山就分开了三年，现在要分开四年吗？他不知道，说他疯了也好、傻也罢，蒋月明想再赌一把。他觉得搏一年去换取三年的相处时光很值当。
复读的日子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而他已经跑过一场，体力早已透支。同样的知识点要再嚼一遍，嚼到味同嚼蜡；同样的题型要做第八遍、第九遍，做到手指生出肌肉记忆。
瞒着李乐山是一个技术活。得掐准时间——不能太早回，显得闲；不能太晚回，显得冷漠。得掌握分寸，细节也要具体，但又不能具体到容易穿帮。虽然他没去上大学，但他凭借厂里上过大学的兄弟哥们儿的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正常大学该有的模样。
像什么，参加了什么社团、听了什么讲座、食堂哪道菜好吃。他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正趴在出租屋的桌上，对着五年高考的数学题犯难。
他还在原来的电子厂继续干，继续打工赚钱。哪怕干完活以后手抖得握不住笔，困的下一秒就要倒头睡觉，却依旧还得在早晨六点前赶到复读班上早自习。
闭着眼睛默背古文。背到“北冥有鱼”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北京那地方到底有多北；背到“雁阵惊寒”的时候，想的是李乐山告诉他北京的大雪到底有多寒。背不下去了，就睁开眼，一遍遍告诉自己，等到十二月底一模考完就好了。
一模没考好。数学最后两道大题写了一半就空着了，交卷的时候脑子有点懵。成绩出来，比去年模拟考还低了十五分。老周找他谈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从办公室出来，蹲在楼梯拐角，把脸埋在膝盖里。凉意顺着尾椎骨往上爬。蒋月明当然没哭，只是靠在墙上蹲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没事，蒋月明对自己说，还有二模，等到二模就好了。
摔下楼梯是意外，也不是全是意外。连续熬了三个大夜——白天上课，夜里上班，凌晨做题。实话说，那一脚踩空时，他甚至有种解脱感：终于可以停了。
醒来时人在医院，左腿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男人，看着蒋月明，眉头皱的紧紧地，“胫骨骨裂，腓骨挫伤。最少打六周石膏，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蒋月明脑子还有点懵，他当然听不懂有多严重，这种专业术语他不懂。
问的第一句是，“我瘸了吗？”
第二句是，“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学？”
腿摔伤了，打工倒没什么，又用不着腿，照样可以干活，出租屋离厂子也很近。但是学校那边就困难多了，复读班在五楼，本意是为了不被楼下的班级打扰，清净。但现在，每爬上爬下一次对蒋月明来说都是一场生与死的煎熬。
第一次挂着拐杖，他站在楼底仰头看。五层，六十级台阶。他单脚跳上第一级，拐杖在水泥地上敲出空洞的回响。跳到第三层的时候，受伤的腿开始隐隐抽痛。
不敢告诉李乐山，也没想过告诉李乐山。
如果现在坦白，李乐山会说什么？会生气，会失望，还是会心疼？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已经瞒了太久，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