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如隔世的陌生感，令老刘的神色愈发萧索：“我当年下乡，也是来的云南。”
1976年的秋天，年满十六岁的小刘同学，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一道，迷迷瞪瞪地坐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
在后来的近二十年里，他曾无数次地、咬牙切齿地想着：如果我晚生一年，只要再晚生一年，我或许就能赶上新政策，就不用下乡了！我怎么就非得、我为什么就不能——！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在历史进程的拐点上，小刘同学就这么不凑巧地成为了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
那一年，九岁的岳国强正攥着半根树枝，跟着他那位神思飘忽宛如天外游仙般的母亲，磕磕绊绊地念着：“兔，rabbit，而辣别脱。猴，monkey，门克以。”而杭艳玲还只有四岁，是连笤帚都拿不起的年纪。
小刘同学，却哆哆嗦嗦地站在中甸县的某个村子里，慌里慌张地望向周围的那些藏族面孔。
中甸县，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市，隶属于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小刘被分配到这里来插队，却连一句藏语都不会说。
“你们不懂，”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前，老刘抚摸着自己的一双病腿，垂着头说道：“我们那时候，苦啊！刚到村里，每天醒来就是哭，饭也吃不饱，又是拉稀又是吐，是真的苦啊！”
无声的寂静之中，向冉伸出胳膊，轻轻握住了老人的手。
从十六岁到二十岁，整整四年的时间，小刘同学终于学会了藏语的读写。他学会了骑马，伐木，制作酥油，采集石料，但也把曾经学过的函数与英文给忘了个精光。劳动让他变得健壮，也让他没空去想那些命运啊、未来啊之类的词汇。
然而，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跟随这股热火朝天的返乡浪潮，怀揣着重新进入校园念书的梦想，小刘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和人比数学英语，他自然是不成的。但若是比画画呢？
他自觉有几分搞美术的天分，便东拼西凑了一套画具，兴冲冲地报考了美术专业。
一连考了三年，年年名落孙山。
1983年，他不好意思再伸手找家里要钱，便瞒着父亲与兄长，和几个同乡一道南下，想趁机溜去香港“赚大钱”。
钱没能赚到，小刘和他的几个同乡却反倒因为“投机倒把”与“非法经营”等罪行，被关进去拘了三个月。
出来之后，大哥写信给他，说父亲对他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儿子非常失望，“以后就权当你是死了，和我们家再无半点干系！”
1985年的春节来得极晚。
失魂落魄地，刘某走在路上，撕得粉碎的信纸如雪花般被风吹去，漫漫地飘散在广州的街头。
徒长半生，一事无成，如今还被家里断绝了往来……他觉得自己也实是不必再活到下一个春节了。
据说大象一类有灵性的动物，在临死之前，都会先给自己找好一个无人打扰的安静所在，静静地等死。刘某以为，自己或许也该向大象一样，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静悄悄地等死。
可他又能往哪里去呢？除了故乡，他最熟悉的地方，也就只有下乡插队时的云南。
在云南插队的生活很苦，刘某并不怎么喜欢。但云南的风景很美，作为死前的最后一站，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晚春时节，他最后向朋友借了点钱，再次乘上了前往彩云之南的火车。
他想死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
然而，在水急浪险的澜沧江边，刘某遇到了藏族姑娘央金。
央金正背着她的母亲出远门。
她每日徒步走过几十里山路，抱着母亲挂在溜索上飞跃澜沧江，只是为了寻找一位能够为母亲治病的医生。
“她当时做的事情，是我连想不都敢想的。”
白色烟雾，缓缓地从玻璃烟嘴里倒流出来，像是要为回忆蒙上一层缥缈的纱：“在我看来……她就像是金庸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侠。为了救母亲，她能做出世间最了不起的事。”
听了老刘的话，领导长吁一声：“以前日子确实是苦。不过你夫人也是奇人，每日背着老母走上几十里，如今就是换个男人来，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喔！”
岳一宛放在膝头的手，渐渐虚握成了拳：尽管此生素未谋面，但对于央金背着母亲四处求医时的心情，他确有感同身受般的体悟——十六岁的岳一宛，也曾怀抱着同样的痛彻与悲怆，无助地徘徊在ines的病房门外。
在老刘短暂沉默的这个间隙，杭帆悄无声息地握了下恋人的指尖。好似一个隐蔽而纯洁的，充满抚慰意味的吻。
刘某不急着去死了，暂时。他想要帮央金的母亲找到医生。
央金不会说汉话，刘某便自愿做她的翻译和向导。饿了嚼一把青稞面，渴了就摘路上的野果子吃，在大大小小的山间道路上不断地挥手搭车，驴车转拖拉机转货车再转公交车，他们终于蓬头垢面地来到了昆明。
医生看着他们，只有低低地一声叹息。
大半年后，花完了身上所有积蓄的央金，即将独自启程回到茨中乡。临别前，她问身边的青年：「你呢，你要回哪里？」
青年无话。他能回到哪里去？他又没有家。
「我也没有家，」央金说，眼神坚毅，像是雪山高空中飞过的鹰：「出门前，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起回去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家。」
就这样，他们重又走回群山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