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就像是宗教世界里的精神拓荒者。他们勇于前往世界各地，以期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远方那些“还未曾领受过主的恩典”的人。
然而，早在法国传教士到来前的几百上千年中，藏传佛教就已经深深扎根在此。
在那个时代，藏传佛教之于藏区，不仅仅是一种“自古有之”的宗教信仰——它也是当地世俗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
这段突如其来的滔滔不绝，直把向冉给听得头昏脑涨，不由低声问旁边的人：“岳老师是学历史出身的？”
“呃，”在相机后眨了眨眼睛，杭帆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葡萄酒的相关历史，应该也是酿造专业的必修课……吧？”
岳一宛站在坡地高处，像是讲台上的大学教授，兴奋地对着学生们宣讲他最心爱的知识理论：“彼时，西方世界对我国的西藏，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各国的探险家和学者，甚至是军事情报人员，都曾数次深入藏区各地，以期能够更好地了解这块神秘之地的政治架构以及语言文化等。”
西方传教士，他们绝非是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的天真人士。
这群人从来都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言语不通，水土不服，当地民众的不解与嘲弄，以及藏区贵族和僧众的怒火。
但他们依然来了。
带着对某位神明的虔诚信仰，甘愿葬身于此的觉悟，和各国教会拨给的大量资金。
从欧洲来到印度或东南亚诸国，再经由陆上路线，这些传教士先后来到西藏，云南和四川。
在当地，他们建立教堂，传播信仰，同时也创办学校，治病行医，救贫济困。有些时候，为了表达友善，他们甚至也会向藏传佛教的寺院进行布施。
善举为他们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也使得一部分民众主动皈依了天主。
香格里拉，这片天堂的乐土，眼见着就要成为神王冠冕上的又一枚宝石。
然而，在1904年，英国军队自印度出发，悍然入侵西藏，迫使居住与布达拉宫的活佛与僧众等人流离辗转，逃往北京避难。来势汹汹的武装入侵，令藏区人民大为惊骇，也让暗中积攒了数十年的宗教矛盾迅速激化。
暴力冲突终于在民间爆发了。法国传教士与信徒被杀，茨菇教堂也被付之一炬。
消息传回，法国方面勃然大怒，派驻清廷的外交官更是要求清朝廷赔偿巨额白银。
那是光绪三十年。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时，已经隐约地听见了为自己送葬的钟声。
内外交困的清朝廷，无力支付如此之多的银两，几番据理力争之后，最终向法国方面承诺，重建教堂的资金将全数由清政府拨给。
“可到底这和葡萄有什么关系？”向冉试图提问。
然而岳一宛此时正站在山坡的最高处，根本听不见下面人的问题。
于是，杭帆只能为自己的未婚夫辩解道：“就是，呃，既然都说到了这里，那肯定多少还是和葡萄有点关系。”
向冉看他的眼神，像是慈悲的医生正看向一个重症晚期的病人。
岳大师仍在激情授课：“1909年，法国传教士重新选址，在距茨菇教堂大约十多公里处的地方，修剪起了另一座教堂，也就是今天的茨中教堂。”
“如果我没看错地图的话，”他说，“这座茨中教堂，现在应该也离我们很近了。”
天主教认为，葡萄酒乃神子耶稣与信徒立约的宝血，是弥撒圣礼中不可或缺之物。
于是，就像西班牙传教士将来自安达卢西亚的酿酒葡萄带去阿根廷那样，在中国云南的茨中教堂附近，来自法国的传教士们，也种下了他们带来的波尔多葡萄藤。
一百多年后，这些颗粒细小、糖度惊人、又散发出花朵香气的黑色葡萄，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玫瑰蜜”。
直到今天，在茨中教堂的主日礼拜仪式上，神父与信众们所饮用的葡萄酒，依然是由玫瑰蜜葡萄酿制而成。
信步穿行在一排排葡萄藤之间，岳一宛履踏轻捷，好像脚下所踩的并非是一段险峻山坡，而是空旷平坦的水泥地一般：“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杭帆？有一种害虫，喜欢啜饮葡萄藤根系里的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