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默然回到厨房，从柴火堆里拖出了那个沉甸甸的长条布包。
那是一把日本武士刀，爸的战利品。
我把它偷出来，我原计划着天光一亮，就拿到当铺死当，换几口救命的粮。
我说，我爸会不会处置你，是将来的事。可你不带我去，我现在就能让你活不过今夜。
在生存面前，忠诚是脆弱的。小宋最终屈服了，不是因为我的力气比他大，更非全因我将他吓坏。这二者的贡献着实不大。主要是他也饿，好几次我看到他站岗的时候吞口水，抠墙上的石灰吃。
我们避开了巡逻队，潜行到货运站旁的枯草堆里，伏下身。
我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景象。
一列列货车上，车皮敞开着，白花花的大米、金灿灿的麦粒，何异金山银山。
我听见负责押运的干部在训斥搬运工。
手脚放轻！这批特级米是运去阿尔巴尼亚的！那边的面粉，是支援非洲兄弟的！撒破一个口子，就是外交事故！
不是说自然灾害吗？不是说苏联逼债逼得我们揭不开锅吗？
学校里的老师含着泪告诉我们勒紧裤带，共克时艰，争一口气。
我信了。我想，那时许多含冤饿死的人，大概也是信着这句话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欠债的债主没拿走粮食，我们的骨肉同胞在啃树皮嚼观音土，而粮食却被装上火车，送给那些我们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国？
小宋告诉我，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钢材，多到他们用不完，拿去做了路灯杆，甚至用来给他们的领袖修纪念碑，哪怕留下来打几口锅也好啊。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叫作政治经济学。他总结道。
只剩一把骨头的农民，他们就那样木讷地蹲在墙根下，眼巴巴地闻着粮站里的米香，偶尔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
我那时便想，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上最好的人民。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越过那一条无形的红线。
或许，从那天起，你的姐姐便已自绝于中国人民了。
夜更深了。
为了做贼我蓄谋已久，将妈压箱底的绝活学了个十足十。
妈在文工团早年为了排演那些宣传剧，跟苏联专家学过特型化妆术。那种面具在今天看粗糙得很，不过是用胶水、棉花和蜡做的，但在那个路灯都稀罕，只有月光拂地的年代，足够了。我将自己涂抹成一个男兵的模样（事后思量，这伪装实属多余，饿到最后男女早已变得一个形状）。
借着守卫换岗的间隙，我溜了进去，摸到一垛高耸的麻袋前，匕首割开一条口子，白花花的大米好像大漠里的流沙一样，又像森林里的瀑布带着凉意涌了出来。生的，硬的，我嚼得满嘴是血也舍不得吐。
就在我将米往怀里那个布兜里塞时，几个端着枪的守库士兵冲了上来。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起他们将我按在那麻袋上摩擦脸颊的刺痛感觉。那一刻，我唯一庆幸的是脸上贴着的假皮。只要我不开口，就没人会知道这狼狈的窃米贼，竟会是项戎山的女儿。
但那层蜡，被我滚烫的脸渐渐融化，正在我的脸上发痒。
它痒丝丝地剥落的同时，我一股委屈猛地顶了上来。我想起我那位好友，她的父职衔尚且不及爸爸，凭什么她能餐餐五荤八素，而我连行使偷一把米的特权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