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包子买到手，项廷的心也热了起来。
隔日，小雨。
东城王府井南面藏着一条细长到看不见头的胡同，叫东交民巷。百余年前，义和团正是在此围攻各国使馆，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来复辟失败的溥仪还在这儿的荷兰公使馆避过一阵风头。
东交民巷那最西头，有两扇毫不起眼、朱漆斑驳的小门。
门前挂着牌子：北京市公安局签证科。
这便是“国门”了。
国门虽小也是国门。靠西的那扇门通向欧、美、加，东边的负责港、澳、日。两扇门前都排出去老长的队。西边那条尤其壮观，队尾都甩到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边上了，大爷一边收着两分钱一位的厕所费，一边跟排队的人搭话：“美国啊？好，好，去吧去吧，那边儿钱好挣。”
清晨八点多，项廷来办护照。签证科尚未开衙，门外已聚起黑压压的人群。有穿中山装的中年干部，有套着军大衣的复员兵，有烫着弯弯绕头发的年轻女人，还有拎着网兜的老太太——网兜里装着俩烧饼和一个铝制饭盒，一看就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队伍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劣质香烟、机关食堂的馒头味、雪花膏、汗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
九点整，门开了，人群像是被人拿棍子捅了一下的蚂蚁窝。有人被挤掉了鞋，有人攥着文件袋高举过头顶。一个大嗓门的中年妇女扯着嗓子喊：“别挤！别挤！挤什么挤！都能进去！”没人理她，照挤不误。
门内是间前后相连的套屋。外间不过二十平见方，左侧墙根摆着一溜竹编椅，椅面被屁股磨得锃亮，有几把已经散了架，拿麻绳绑着勉强撑住。右侧墙面上贴满林林总总的暂行条例，墙角支着一块小黑板，粉笔字写着“托福成绩单需公证”。桌上摊着本皱巴巴的来访登记簿，圆珠笔拴在一根麻绳上，麻绳另一头钉在桌腿上。
椅子早就坐满了，后来的人只能靠墙站着，再后来连墙根都站满了。有人翻来覆去检查自己的材料，护照、介绍信、政审表、在职证明、经济担保书，一样一样数，数完了再从头数。有人靠在墙角大声背单词，旁边人忍不住纠正他发音，俩人就小声争执起来。
里间房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张四个大字：办公重地。偶尔传出热水瓶塞子嘭的一声，还有搪瓷缸盖碰瓷的声响。外间等的人竖着耳朵听里头动静，跟庙里等签的香客似的。有人沉不住气，冒冒失失去敲门，门立刻拉开一条缝，里头的民警探出半个脑袋：“着什么急啊？叫你了吗？叫到谁谁进来，没叫到的都给我老实等着！”门又哐当一声甩上了，震得墙上的许多条例簌簌发抖。
一个出国情报角很快形成。“教委刚发新文件了，往后研究生都不让走了，要卡名额。千真万确，我小舅子在教育部，亲眼看见的红头文件。”“圣诞节申请去美国五百多人，您猜怎么着？全——军——覆——没！一个没过！”“加拿大容易，我表姐就是先去的加拿大，待两年拿了身份再转美国，曲线救国……”“加拿大冷啊，零下四十度，冻死人。”“冻死也比在这儿窝着强。”颇具言论自由。各种道听途说，说的信口开河，听的姑妄听之。项廷发现这屋里的人虽然萍水相逢，但有一种奇特的默契：谁都不问对方是哪个单位的，谁都不打听对方叫什么名字。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事。人见人先问单位，那是规矩，可在这间屋子里，大家只聊签证、聊政策、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聊得眉飞色舞，聊完了各奔东西，谁也不认识谁。仿佛这二十平米的小屋，是一块短暂的飞地，里头有一种别处绝难拥有的自由。
民警终于开始叫号了，大家看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就耐心了。
第一个人办完出来，走到门口，忽然蹲下来捂着脸哭了。没人嘲笑他，好几个人的眼眶都红了。
直到下午三点多，项廷才被叫到号。三堂会审，项廷闷声不响地坐下来。
“办什么事？”
“探亲，我姐夫。有绿卡，是美国人，比洋货还洋货。”
民警草草问完，连申请表都没细看，啪的盖上大印。护照那时属于特权一类的东西，项青云发挥家族的余热打过了招呼，没什么好担心的。
然而次日去办签证，难度陡增，美国大使可不讲中国人情。
一大早，姐弟俩就到了秀水东街。项青云前一晚把弟弟那身行头翻出来熨了又熨，临出门又给他套上一件粗花呢西装，是香港货：“签证就像结婚，事关终身，一点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