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瑷达把剩下的小半块披萨往盘子里一扔：“不吃了,我回去看一遍，今天就投出去吧，反正也不用大改。”
她这是暴躁了，就想把手头事项赶紧收尾。
一整个下午,他们俩都沉浸在低气压里。
许瑷达核对投稿版本，强迫自己不去想那封邮件，先把手上的事情做完。
梁思宇则仔细阅读邮件，看看伦理委员会这次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被要求补资料了。
第一次，伦理委员会质疑身份冲突问题。他去答辩后，邀请了布鲁克教授作为联合pi负责纽约事务，并提出可以联系第三方伦理机构安排独立协调员。
委员会表示认同，但他们提交补充材料后，并没通过审批，原因是：实验设计需要进一步评估。
第二次，伦理委员会质疑他们的实验设计，指出提供“实时反馈”可能对参与者造成压力。
威尔教授是这样说的，“如果反馈和意图不匹配，你认为参与者是否会感到压力？感觉是自己的缺陷导致无法控制义肢，产生很强的挫败感？”
他们表明，在招募和测试过程，他们都有严格说明，会帮助参与者充分理解，这只是试验阶段技术，对动作意图的预测作用有限，与参与者的健康状况无关。
只要参与者感到不舒服，可以随时停止。另外，他们也有标准的情绪自评量表。
但是，那次仍然没有过会。
两位导师与他们讨论后，认为初步结果值得肯定，愿意追加经费，为有需要的参与者提供一次心理咨询支持服务。
他们将这项新的保障措施补充进了递交材料中。
补材料时，许瑷达还戳他的胸口，说：“你还想退出署名？委员会现在对着实验设计挑刺，是你退出署名能解决的吗？”
他苦笑一下，抱住她：“是我错了，女王大人英明。”
他一开始还是想浅了，以为对方会继续在“身份冲突”的问题上纠缠，自以为退出能换来两个机构收数据，对这个项目更好。
没想到，威尔教授调转方向，开始挑剔实验设计，这意味着，即使他们删除纽约站点，对方也不会善罢甘休。
刚刚这封邮件，伦理委员会质疑，“算法如果反馈失准，可能动摇参与者对康复机构的信任，从而影响他们后续治疗的积极性。”
这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了。任何新的探索性科研项目都有这类风险。
试验阶段的神经义肢反馈有误差，就能让人放弃正规的康复治疗？典型的滑坡谬误。
照这种逻辑，任何新药临床试验、甚至侵入式手术的探索性研究，全都该立刻叫停。
梁思宇揉一下眉心，理智告诉他，现在该去翻文献、列出证据，证明这种非侵入式的医疗器械研究根本不会影响患者依从性。
但对方已经摆明架势，他们不是在“评估”，而是在借“保护参与者”之名，明目张胆地拖延。
许瑷达一推键盘，开始收拾东西。现在才四点半，但她提交论文后，感觉自己也没心情工作了，就不想装模作样浪费时间。
梁思宇看看自己只写了半页的回复信，点了保存，和她一起出去。
他们沉默着走向停车场，他突然心头一动：“ada，要不要去划个艇？”
他们的健身包就在车里。从学校开车，到他常去的赛艇俱乐部大概20分钟，公园的河道风景也不错，滑船的时候，也能看看夕阳、换换心情。
她有点愣，一时没回答。
他环住她的腰：“休闲划，我们租个双人艇，不难的，我教你。”
她点点头：“去吧。”
她倒不是怕难，其实，她会划，当然水平很一般，可能连入门都不算吧，也是他教的，在今年七月，他们的婚礼以后。
是的，上辈子注册结婚半年后，他们办过一个小型婚礼，因为双方父母建议下，也因为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具仪式感的典礼。
他们在长岛办了一场草坪婚礼，租用了乡村俱乐部的一个小礼堂，在七月底，只有最亲密的家人朋友参加，不过三十多人。
在长岛那几天，他们划赛艇、玩桨板、在海边散步，后来就是去南法和意大利的蜜月旅行。
现在想起来，真的像梦一样。
她微微叹口气，看着车子开进停车场，把纷乱的思绪收回来。
“ada，别板着脸啦，我们暂时抛开那些不开心的事。”他柔声劝她。
哼，她才不是想伦理委员会那个糟老头子呢。
她怼了一句：“rowingispurepain。我这是提前进入状态。”
他一边停车，一边惊讶地扫她一眼：“呦，你还知道这个？以前划过？”
是啊，她的以前，他所不知道的未来。
她抿了下唇，轻声否认：“没有啊，只玩过皮划艇。”
当年，长岛那家俱乐部的主题墙上，这句“rowingispurepain”引起她注意。
她第一次划艇超开心，出来时兴奋地问他这话什么意思？划艇这么开心的活动，怎么会是纯粹痛苦？
那时他笑着说，下次带你冲桨频40，维持个30秒，你就知道了。
第二次，她去看了他和教练上测功仪，累得满脸通红，自然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