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谢芷懿穿上法袍，脸上没有表情。
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为罪犯辩护。
“被告是否认罪？”主审法官问。
她抬眸，看见那名法官桌面上的名牌——白砚。
被告沉默不语，保持缄默权。
“公辩，请发表辩护意见。”法官的目光转向她。
她翻开卷宗，喉咙干得像被砂纸刮过，声音却仍维持着专业的冷静：“目前并无任何实质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刻意杀人。若在此情形下仍强行定罪，恐有违法定原则之虞。”
她顿了顿，像是在逼迫自己说出接下来那句。
“况且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医治”
空气倏地沉下去。
她知道，一旦说出口，舆论会说她在替“杀人犯”开脱，法官会质疑，家属会恨她。
她不想承认，但这就是事实。
她不能背叛。
可脑海里忽然又响起精神科专家说过的那句话。
“先把精神病患者治好，再送入监狱，是正义吗？是为了让他们在里面病情再度恶化？还是在他还不懂世界时，一枪了结，反而更仁慈，你觉得呢，谢律？”
那句话像根刺，一直扎在她心里最软的地方。
治好，是为了继续折磨；不治，是为了迅速了结。
那……什么才算“对”？
谢芷懿怔住，像被整座世界突然按了暂停。
因为——他说得，她真的否决不了。
她想过无数次。
一个生病的人，即便杀了他，也换不回任何东西。
可是杀人偿命，真的错了吗？
她忽然感到胸口被什么压住，像缺氧般难以呼吸。
她所追求的正义，在此刻像是被掰开、摔碎，露出残酷又冰冷的断层。
她追的是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完美世界。
旁听席的怒气瞬间炸开。
“什么叫没有刻意杀人！她被奸杀！被皮带勒死！他还笑！”
“精神分裂就成了免死金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