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培生所在部于8月下旬加入淞沪战场，随后在9月底从上海撤出回防南京。他大腿上中了一枪，但索性没有伤到动脉，也没有打断骨头，修养一段日子后又重新回到教导总队。11月，但凡有些军事素养的都意识到南京已经成为了日军下一个目标，而在上海失守后，无险可依的南京是必然守不住的，所谓守，也不过是因为它是首都必须得守。
11月14日是姜培生的公历生日，此前他都是过农历的，记不住公历生日，但在1937年后，婉萍会帮他记的，因为这一天他们结婚了，在极度慌乱与潦草的情况下办了一张结婚证。
婉萍记得她是在上午十点左右见到姜培生，那时候小学已经停课了，但有几个家在上海的学生无法回去，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婉萍她们几个老师会轮流过去给送些吃食。那天她刚从小房子出来，走到路边正巧看见姜培生他们。
姜培生见到她先是一愣，接着跑过来抓住婉萍的胳膊拉人进了小巷，问：“你怎么还在南京？不是说中央大学的老师和家属在九月底就已经转往武汉或者重庆了吗？”
“那阵子如怀正在闹病，上吐下泻地走不了，姨母和父亲商量后想等如怀病好些了再说……而且学校里还有几台精密仪器不好搬动，父亲想留下来照看……”婉萍的话刚说一半，姜培生便怒气冲冲的打断她：“你爸真是个老天真，他留下来照看什么？日本人来了跟他讲道理吗？趁着日本人还没打过来，你们要赶紧走，尽快离开南京城。”
“我知道，可是现在我们买不上船票啊！从月初开始父亲和姨母每天都会去下关码头，但根本买不到船票。”婉萍说着也急躁地跺脚，同时眼眶里泛出来泪水：“本来我们计划就这两天步行离开南京，先去姨母的无锡乡下老家避难，但是昨天姨母在下关摔了，脚踝肿得像腿肚子一样粗，根本走不了路。淑兰同我讲，如果不行还可以去她家避一避，她爸爸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有很多日本朋友，日本人不会为难她家的。”
“好了好了，不哭了，我不是在凶你。”姜培生软下声音，用手掌潦草地帮婉萍抹了把眼泪：“你别说话，让我脑子静一静，想想有没有办法。”
姜培生紧绷着嘴角想了约摸有半分钟后说：“我有个法子能试，不过要委屈你了。”
“什么？”婉萍问。
“我不受直属上级赏识，这些年也没升上去，还是个小小中校，不过我在内部还是有些关系的，消息一贯十分灵通。”姜培生说着有些犹豫，随后压低声音说：“这话本来不该同你讲的，但眼下这个情况也不得不跟你说，明天夜里十一点至隔日凌晨两点，会有三艘大轮从下关码头驶往重庆方向，南京城里的军属和机关人员会都被转移走。”
“什么意思？他们转移和我有什么关系？”婉萍问。
“军属，”姜培生看着婉萍的眼睛说：“中校以上军衔的，如果有家属在南京城可以申请船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但这几年家里寄来的钱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得来的好处，我攒了不少……说不定能搞来几张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