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带着余姐赶到医院，就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低着头，穿着汗湿的校服，坐在深夜的急诊大厅。大厅寂寥得如同一个乘客疏落的机场。他们头顶的中央空调徐徐吹着冷风。电子叫号屏的红光一闪一闪，直到闪出徐冬河的名字。
他们两个同时抬头，疲惫地望向大屏。
第二天，老余去了派出所。他咬着烟在玄关换鞋子的时候，和余姐说：“余慧，把整个鸡蛋吃下去，你以为我瞎啊，蛋黄都被你抖掉了。”
余姐蛮不情愿地咬掉了半个蛋黄。老余临要关门，又回身叫：“余慧...”
余姐抬头看他。老余挥了下手说：“算了，吃你的早饭。”
他开车去了派出所。李致知和徐冬河没和叔叔单线联系过，但是他有。而且一开始叔叔的生意做得不大的时候，手底下干活的人没几个。老余都认识。他有物证也有人证。他联系了一个他认为熟识靠谱的警员。
五月底，天气非常好。老余开了四面车窗，让暖风灌进来。风里有某种很淡的花香。他发现虽然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差强人意，他还是留念并喜爱着这座又旧又小的县城。
去完派出所，老余突然心血来潮叫了眼镜仔出来喝酒。
他们买了几打啤酒，把奶茶店半关门，就坐在那间小小的奶茶店里喝酒。眼镜仔穿着件篮球背心，把他妈妈存在冰箱里的泡菜、豆角什么的都顺出来了。老余喜欢和眼镜仔待在一起，眼镜仔不会咋咋呼呼地问：“有病吗，一大早喝什么酒？”
眼镜仔会端一端眼镜，然后就把下酒菜带出来找他。老余突然蛮感慨地碰了下眼镜仔的酒瓶说：“我俩认识二十年了，眼镜哥。”
眼镜仔算不清楚。他嚼着花生米敷衍地点点头。老余笑着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第二天，派出所没有回音。第三天没有。老余打电话和那个警员确认了下，照常给余姐买好早饭，然后穿着人字拖晃下楼走去步行街开奶茶店的店门。
他走到步行街街口的时候，一辆小面包车从马路那头失控般撞了过来，直接把他撞到了步行街阻拦车辆用的石墩上。老余在石墩上弹了一下，翻到地上。疼痛的传导很奇怪，人会先麻一下，然后觉得嘴巴里很苦。老余抽空想到，原来“痛苦，痛苦”是真实的，痛的时候，人真的会觉得苦。
血从头顶，胸口簌簌淌出来。两边的行人围过来。老余仰面躺着，望着天空一角。他在劳教所的时候，和他还有眼镜仔住一屋的黄毛说，人死之前会想起这辈子最喜欢的一刻。
老余觉得蛮荒谬的，他想起了他和余姐被爸爸关在门外罚站的某个夜晚。那个时候他还没那么喜欢这个患有精神病的姐姐。他们站久了，一起靠墙坐在地上。姐姐给他讲了一个格林童话，故事里的兄妹两个用捏碎的面包屑执着地找着回家的路。老余并没有认真地听完那个故事。那时他低头玩着手里的变形玩具，心里想着明天还要去跑校运会的一千五百米。